郭书田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东方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而创造农耕文化的是农民。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集中反映了我国农耕文化的重大成就。这部著作有10卷92篇，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总结了公元六世纪前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方面创造的宝贵经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传统农业科学的精华，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组织了各州农学院院长参加的农业代表团，在考察各地后认为中国的传统农业是成功的，批评了美国的石油农业，并举出若干向中国学习的实例，如轮作倒茬、禾本科与豆科作物的间套作、农牧结合、养猪积肥、高温堆肥、秸杆沤肥、种地养地、蹲苗抗旱、穗选良种、马拉农具等。中国的传统农业，创造了东方农耕文明，对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齐民要术》传入西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技史》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有诸多记述。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包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学为基础的农作物品种改良，以李比希的矿物质营养学说为基础的化学肥料，以动力机械理论为基础的农业机械等三项技术传入中国，出现了现代农业，虽然使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农民成为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志愿军的主体，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维护祖国的安全，做出了重大牺牲。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新中国，这是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接着不失时机地使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先后经过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等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国家采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斯大林称之为“超额税”)，由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农民既是严重的受害者，又能坚持生产，“勒紧裤腰带”，为保证城市居民基本食品的供应与社会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实属难能可贵。在“十年动乱”中，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妄想乘机反攻大陆，但在了解农民仍在坚持生产的情况后未敢轻举妄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人类发展国际研讨会，我讲了在人民公社期间，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公益金、五保户与敬老院、赤脚医生等五项保证生存的基本条件，引起与会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写入会议的纪要之中。

　　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在邓小平倡导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以农村为突破口，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推广农民创造的经验，包括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实际上是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胜利，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农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并且首次提出“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表明中央治国理念的重大变化。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金制度、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多项补贴以及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一系列措施，为改变二元结构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到农民的欢迎。

　　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二元的经济结构与二元的社会结构叠加在一起而产生的城乡两种制度安排与政策——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失衡的中国》中列举了14项非均等的政策措施，后有的学者称之为“一国两策”——根深蒂固，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改变起来十分困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这是切中要害而符合实际的判断。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在于正确认识农民。长时间以来，在人们的认识中自觉不自觉形成农民是“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每日每时每刻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农民是处在十字路口的阶级，因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等等。这是形成农民既是贡献最大和牺牲最大的群体，又是与城市居民处于不均等地位的最大弱势群体的重要根源。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出路在于继续加大改变二元结构的力度，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基础设施以及政治权利等的均等化。我坚信这一目标经过努力一定会实现。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胜利。

　　张英洪同志的著作《给农民以宪法关怀》，从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主张，具有显明的高度，在同类著作中是一部佳作，是值得重视的。对作者某些观点与主张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要以事实为依据，通过百家争鸣，就会取得共识。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这部著作是很有意义的，是为序。

　　(2009年10月1日)

　　张英洪著《给农民以宪法关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3月修订版